实际上我们的目标和规划就要达到小康的体制，我同意徐林讲的，其实咱们作为研究的人感到很难写，专家讲的理论和道理都明白，各个部门的问题有很多，实际上现在转轨怎么转过去，不管用什么新词，怎么转过去，怎么改体制来保障民生，来保障最后的体制很重要。
经济增长指标是决定货币政策走向的关键。但另一方面，央行也有理由对货币政策放松保持谨慎。
其中，经济增长状况是更大的变数。纠结的市场中，投资者可寻找相对的确定性。而高层领导降低融资成本的要求也给央行带来了很大宽松压力。但对债券价格来说，货币政策是比宏观经济基本面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就股市来说，改革预期、居民资产配置转移这些长期利好因素仍然存在，让不少人对后市仍然充满期待。
货币政策正在稳增长与防风险这二者之间权衡。目前，宏观经济增长面的信息好坏皆有。找朋友看的是优点，有优点就可以做朋友。
所以当年被炒过多次，去年又被拿出来炒。第二重点是直接，主题投资切忌逻辑拐弯。市场容量没人准确估算，但想象一下应该比较大。比如，生动形象对人的吸引力很强，一张恐怖袭击中美国人痛苦的脸可能比伊拉克战争中数千上万人的死伤对人的打击更大，也即一个生动形象的鲜明主题，可能比它背后的逻辑性对人的吸引力更强。
三是主题趋势到达定点，就会产生分歧，就会有多翻空，或者空翻多，翻空的多头比原来的多头更凶猛，翻多的空头比原来的空头更坚定。大，主题投资的体量是否够大，如市场容量。
二是容易制造一种紧迫的投资环境。三、燃料电池（2014年） 美股映射带来的主题，个人认为是相对比较弱的主题。事件性主题——自下而上的，已经发生或者预见发生的事件引发的主题，是否高大需要具体分析，鲜明性很强（一个事件能引发一个主题，必定鲜明），一般持续性比较弱。二是积极的被动者，对主题有比较快的反映，能够比较快的参与。
安全，找一些筹码集中度比较低，有比较好安全边际的公司参与这是因为人民币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以及由此引起的美元储备积累，为美元的国际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持。英镑在世界贸易结算与支付中占到60%的份额。就国际货币及其计价资产的安全性而言，发行国的政治稳定和有效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是其核心要素。
19世纪后半叶，全球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金本位制度。其实对中国的决策者和实践者来说，系统的解释也不存在。
作为名词的金融强国，可以看作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作为动词短句的金融强国则是通过做大做强金融建立强大国家的过程。如果信贷所支配的资源被浪费在无效率的项目上，债务人的利息支付意味着资源暂时从地方向银行利益群体的转移，但最终本金的损失则意味着地方、银行与国家的满盘皆输。
2014年5月，笔者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智库在杭州合作举办的记念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国际研讨会。依据传统国际金融和汇率理论，均衡汇率应该是与国际收支或经常帐户平衡相适应的汇率。通过市场化变革让汇率调节供求，并让市场供求平衡点决定汇率水平。为了维持英镑的国际地位，英国货币当局要求殖民地使用100%的英镑作为准备金（Fischer, 1982），由英国政府对储备支付利息（Shannon, 1951, 1952），英镑也由此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经济面临艰难转型，宏观经济不太稳定，金融体系脆弱性正在加深，全面改革刚刚启动，远未成功。因此如何在保持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减少美元的使用与积累，就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推动力。
另外，全球外汇市场的年交易额已达800万亿-1000万亿美元，其中没有真实经济背景的，出于套利或套汇等动机的纯金融交易已占97%。人民银行发行央票实施冲销，则陷入利息成本大于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亏损和美元储备资产贬值的双重困境。
虽然随着美联储QE政策的退出美元会有3-5年升值期，但是如果花旗集团（2010）总结的美元十年熊市五年牛市的规律得以延续的话，2018年前后开启的美元十年熊市对中国而言将十分凶险。这使中国对亚洲中间产品生产国和石油输出国保持贸易逆差，并对美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
但是，人民银行的这种改革逻辑存在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尽管学界十数年前即提出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人民币真正作为国家战略的确立应该是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美元本位制对中国的有利之处在于：中国通过先贬值后钉住的汇率政策，再加上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廉价劳动力等有利条件，促进了外国直接投资及来料加工产业的快速发展。这种金融的行政垄断带来两个不可避免的严重结果：一、市场信用基础长期缺失，即使是商业性的金融活动也都以政府信用为基础，导致风险集中转嫁国家的严重机会主义、金融腐败和金融秩序的混乱。图1显示，与1985-1995年贬值期美元储备份额曾下降至45%的情况相比，本世纪美元贬值期间，其外汇储备份额并没有出现显著下降。中国获得的加工费只有其售价的1%-2%，但是在美国每出售一台iPod播放器，中国就会产生150美元对美国的贸易顺差(P. Ghemawat,2012)。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布局中处在加工组装环节的贸易中介地位有关。我们以县市级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发现，信贷占GDP达到一定比例后，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增长出现了负相关关系（潘英丽等，2013）。
但是事实上这个均衡汇率并不存在。会议期间，美国著名国际金融学家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 Cooper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陷入了类似美元殖民地的地位。由于低利率必定导致资金供不应求，政府就必须实施金融的垄断经营或通过行政干预及产业政策将低成本资金配置给特定产业和国有企业。
人民币国际化与经济金融转型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对政治家来说，本世纪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与美元持续贬值的反向变动，成为喜忧参半甚至越来越烦心的事情。从全球经济规模的历史数据来看，1980-2010年间全球GDP排名曾进入前四位的国家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中国六个国家，其中除中国以外，其他五国的货币，美元、日元、原德国马克、法国法郎以及英镑无一例外都是国际货币。促进经济金融转型，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难道中国不想摆脱人民币对美元的附属地位？难道中国不想建成金融经济强国？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性是无须质疑的。 （本文为作者人民币国际化系列评论之一） 进入 潘英丽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民币国际化 。
但是中国金融的核心问题在于市场信用基础缺失，有效保护最终债权人和投资者的法律和监管手段缺失。就如亮丽的事物常常有其阴暗面一样，中国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一方面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自己造成了储备资产价值和货币主权的损失。
中国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之所以面临如此困境，全在于我们的对外贸易、引进外资以及相关国际金融活动都必须以美元支付、结算和计价，因此，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所积累的国民财富也必须以美国储备资产的形式持有。国际储备资产的流动性和便利性既取决于本土金融市场体系的广度、深度和开放度，又取决于以发行国为母国的跨国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有效配置资源并提供相应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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